如今以互聯網為代表的新媒體已經滲透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即時通信、網絡視頻、短視頻、網絡支付、網絡購物、網絡新聞等多元應用場景積聚了相當大的用戶規模。新媒體憑借其空前的傳播、連接、組織和創新能力，深刻且持續地變革著內容生產和傳播方式、社會資源調度和轉化方式，對社會生產生活產生了深遠影響。

　　新媒體對社會生活的嵌入與重構

　　伴隨互聯網、物聯網、大數據等技術的發展，當前的新媒體已不僅僅是一種媒介形態，更是一種網絡化的媒介環境、泛在的信息場域和多態的存在方式，結合多個場景重新建構著人們的日常生活。新媒體以內容多元化、關系網絡化、組織平臺化、數據資源化等方式嵌入社會生活，呈現出“工具－媒體－平臺－空間－社會”的生態化發展路徑。

　　內容多元化：從“萬物皆媒”到“元宇宙”

　　新媒體降低了內容生產與傳播的門檻，用戶兼具內容生產者、傳播者、消費者等多重身份，從源頭上釋放了網絡內容的多元性。在參與式文化的拓展下，用戶可以便利地進行個性化表達。以往依附于組織單位的內容管理方式和文化娛樂方式被打破，人工智能、傳感器、可穿戴設備等技術強化并拓展了個體的感知能力和方式。新媒體從“人的延伸”發展為“人的具身”?，F實社會被建構成數字化形態，線上與線下的界限進一步彌合?；ヂ摼W不再只是現實的“鏡像”，人們開始追求在泛在化的內容生態中形塑個性化空間?！霸钪妗北阍趶膬热荻嘣蝮w驗多元的發展趨勢下成為社會熱點。

　　關系網絡化：從“趣緣格局”到“數字生存”

　　新媒體打破了時空桎梏，用戶可以隨時依照個人志趣或訴求彼此接近、連接，形成以“趣緣”為核心的社會關系。這種連接既可以是小范圍的“面對面建群”，也可以是凝聚多方合力的“協作文檔”。連接的建立、維系、終止變得臨時且隨意，形成大大小小的各類網絡社群。網絡社群以去中心化特征解構傳統社會組織的結構形態、拓展基于社會關系的信息獲取方式。隨著移動互聯網、大數據、云計算等技術的發展，人們的生活、學習和工作進一步向新媒體環境延伸，帶來供需關系、合作關系、工作關系、學習關系等的網絡化。由此，關系網絡化的嵌入方式在網絡關系建立的基礎上，又增添了現實關系網絡化的內涵。

　　組織平臺化：從“超級平臺”到“基礎設施”

　　新媒體促進了社會資源的整合和流動，信息化、網絡化建設將社會組織內部各部門、外部多主體加以串聯，極大促進了資源配置的效率和效益。新媒體平臺憑借其既有的技術能力和用戶基礎，由原來簡單意義上的信息內容傳播渠道，進階為信息內容服務主體，深度嵌入經濟社會發展與社會關系網絡。一方面，新媒體平臺利用其以可編程性、普及性、連接性、數據化為基本特征的技術“資產”(如應用程序接口API)，以數據為流通介質，設計出有限開放、自主可控的合作框架，成為相關產業鏈(如內容、廣告、營銷)的中心；另一方面，通過戰略性地構建起技術平等、話語平等、機會平等的話語體系和組織氛圍，平臺將廣大的內容生產者凝聚起來，配套以由平臺主導的規則體系，成為內容生產、審核、分發、變現、評估的中心。平臺紛紛構建“生態化”的商業版圖，將用戶、數據、關系等多種資源納入其生態體系，持續向外拓展著功能邊界和社會連接，以“服務工具”“輿論場域”“生活場景”“營收來源”等多元樣態成為“基礎設施”式的存在，其公共性愈發凸顯。

　　數據資源化：從“服務要素”到“生產要素”

　　新媒體揭示了數據的作用和潛力，特別是在平臺化趨勢下，數據成為重要的生產資料和治理資源。數據的資源化轉向首先體現在網絡政務服務領域，從政府信息化到電子政務再到數字政府，新媒體技術的快速革新不僅對政府的管理模式和社會治理方式提出了新要求，也通過內容多元化、關系網絡化、組織平臺化為創新治理與服務方式提供了必要的數據支撐。比如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中，“健康碼”將新媒體平臺這一關鍵的網絡節點與嵌入在現實場景的物理節點有機結合，以“掃碼”的方式實現個人位置和健康信息的數字化、行程軌跡和社會關系的網絡化，構建起覆蓋全國的防疫網絡，對疫情防控、復工復產起到關鍵作用。伴隨數字經濟的發展和成熟，數據被正式列為我國五大生產要素之一，與土地、勞動力、資本、技術并列。數據不再僅僅是“依據”“反饋”的來源，而是更加直接地作為基本價值單位參與到市場化配置中，具備“孵化”“創新”“再生產”功能，成為推動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的新動能。

　　新媒體嵌入社會帶來的問題與挑戰

　　隨著新媒體嵌入社會的方面增多、程度加深，新媒體逐漸從經濟社會發展的外生變量轉變為內生變量，對內容生產邏輯、用戶行為邏輯、社會組織邏輯、市場運轉邏輯、社會治理邏輯等產生根本性影響。一方面要著眼于新媒體社會嵌入的方式和維度，找到“管好”“用好”新媒體的邏輯與規律；另一方面則要充分體察新媒體發展的生態化取向，相關研究及治理工作要從客體性視角向環境域視角轉移。具體而言，在新媒體社會嵌入的趨勢下，有以下幾個關鍵問題亟須解決。

　　多元化帶來的內容治理難題

　　新媒體的發展，特別是平臺的興起，帶來內容生產、分發、傳播、消費機制的變革，重塑公共輿論、豐富網絡文化的同時，也帶來了網絡內容治理難題。

　　在公共輿論方面，公共事件所觸發的社會輿論從醞釀、萌芽、爆發至平息的全過程，不再由傳統的大眾媒體單向壟斷信息資源，取而代之的是網狀結構下多元化、社會化的內容生產。開放的平臺環境降低了參與門檻，只要遵從平臺的內容規則，用戶就可以獲取平臺提供的即時性信息交互服務，參與到包含公共信息在內的內容生產、傳播、交流和互動中。民眾發表意見、參與公共事務以及建立社會網絡的積極性和主動性顯著增強，同時也帶來由于表達主體擴充導致的信息質量良莠不齊、信息溯源難度大等問題。

　　在網絡文化方面，新媒體為一些亞文化提供了組織和發展的“棲身之地”。但某些消極亞文化借此隱蔽擴張，滋生和宣揚畸形的價值觀，危害群體成員的身心健康，動搖社會價值根基，具有一定的社會風險。亞文化群體成員往往容易被社群共同的情感認同所綁架，在“流量至上”的市場邏輯和平臺規則下，樸素的情感訴求容易被資本挾持用于牟利，甚至誘發非理性的群體行為，擾亂社會秩序。同時，一些平臺不惜包庇消極亞文化現象及相關有害內容以賺取“灰色流量”，從而增大了相關部門治理難度。

　　進一步而言，在以用戶關系連接為核心的新媒體平臺上，傳播的個人化和社會化特征明顯，但也容易導致傳播的圈層化、社群化。在目前主要的網絡輿論場域中，依托算法的信息分發和社會網絡建構方式讓用戶更多地接觸到跟自己觀點和態度接近的信息，用戶越來越難以接受其他不同觀點，長期被算法塑造、牽制的價值觀一旦定型便很難改變。此外，新媒體環境下公眾意見的呈現和聚合機制受平臺規則及其對信息流的規制影響較大，這就導致輿論的形成和發展容易受到平臺商業利益的操控。由私人部門來裁決、量定公共事件中的話語權，必然會面臨個體利益和公眾利益失衡的問題。

　　網絡化凸顯的用戶導向不足

　　黨的十九大報告在加強和創新社會治理方面提出，明確全面深化改革總目標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提升治理能力的一個重要舉措就是轉變政府角色，動員更多的社會主體參與對公共事務的管理。新媒體的信息和互動功能使其具備了媒體和社會網絡的技術特征，并彰顯多主體影響社會治理的過程。

　　目前大部分政府機構對新媒體的利用主要體現在內部的信息溝通和對外的信息公開。通過內部的機構重組和資源整合，在集約化的生產模式下及時掌握、發布行業或地域內的重要政治和民生新聞，一定程度上減少了信息疏漏、口徑不統一、資源浪費等現象。一些地區借助短視頻、網絡直播等新興方式，創新宣傳策略和手段，以一種更貼近群眾喜好的方式傳播新聞和信息，提升了主流聲音的傳播力和政務信息的透明度。

　　然而，在獲取社情民意方面，一些由政府部門或主流媒體搭建的新媒體平臺上，雖然設置了“爆料”“信箱”等功能供民眾發聲，但后續反饋仍有欠缺。這種現象在資源相對匱乏的基層表現得更為顯著，基層網絡政務服務在功能定位上呈現出明顯的“重宣傳而輕服務”問題，服務能力有限，意見反饋渠道不夠暢通。新媒體在公共對話上的功能優勢未能得到充分利用和體現，政務服務平臺未能真正嵌入當地居民的社會網絡和行為習慣中。

　　資源化警示的數據安全風險

　　數據安全和網絡安全是新媒體嵌入社會特別是數據資源化給主權國家帶來的治理難題。網絡空間的主權化傾向明顯，地緣政治色彩加重，國家網絡安全已經成為全球互聯網治理的基本議題。

　　從政治層面看，數據是未來國際政治競爭的關鍵資源。社交媒體可能在人工智能加持下成為霸權的“武器”，通過算法推薦向全世界全方位、全時空、全天候地傳遞符合其價值標準、意識形態、外交政策、商業理念和社會文化的信息，此舉實質上是以數據操縱、改變人們的思想。

　　從經濟層面看，數據流動對全球經濟增長的貢獻已經超過傳統的跨國貿易和投資，支撐了包括商品、服務、資本、人才等幾乎所有類型的全球化活動，深入全球供應鏈的方方面面。國家和地區之間的數據依賴越來越強。一些國家以數據安全和公民個人隱私安全政策為由，對涉及國家關鍵基礎設施、關鍵技術和公民敏感信息的海外產業進行帶有意識形態的制裁，甚至將其作為國際政治博弈的工具。數字經濟的蓬勃發展使得數據與實體經濟的各個領域融合滲透，模糊了依托泛在連接技術構建的網絡空間的邊界。這一特性帶來了網絡形態的持續快速變動，加大了網絡威脅向社會各領域蔓延的不可預測性。

　　在數據成為重要戰略資源的當下，如何科學合理地將數據主權與安全納入國家核心利益的范疇，確保數據資源的完整性、保密性和可用性，衡量好國家安全與經濟發展的關系，是后疫情時期新媒體管理與互聯網治理的焦點。

　　作者： 謝新洲 石林 (謝新洲系北京大學新媒體研究院院長；石林系北京大學新媒體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來源：《中國網信》2022年第1期